北京律师朱明勇：在扫黑除恶浪潮中
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寻求他的法律援助，律师朱明勇不得不提高接案标准。 “我不想接这么多电话，想停下来，但我不能。” 他坦言。
2020年12月15日，难得休息的朱明勇前一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。身着黑色西装，系着灰色格子领带的他，在接受采访时，对案件的陈述严谨而细致。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，他的手机响个不停，几乎所有来电都与“涉黑涉恶”案件有关。
随着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落下帷幕，各地法院忙于“清积案”。朱明勇的工作也更加繁忙。过去一年，他常常接到一个电话，就拖着行李箱，带着核酸检测证明出发。
案件的密集审理对庭审各方都是考验。朱明勇将这些控辩经验称为“刀尖上的舞蹈”。
疫情下的“紧闭之门”
2020年初，朱明勇代理了一起安徽蒙城的涉黑案件。休庭时，几名妇女在法庭外感谢他的辩护。这一幕被拍下并上传网络后，朱明勇接到了大量求助电话。
然而，他拒绝了大部分请求。涉黑案件卷宗动辄数百本，即使是涉恶案件，也至少有四十多本。三年来，他只接了九起涉黑涉恶案件，每一件都让他身心俱疲。
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国，工作一度停摆。这段时间，朱明勇潜心研究了2000年“打黑除恶”专项斗争以来所有涉黑涉恶案件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，为他下半年的密集开庭打下了基础。
5月，随着全国“扫黑办”推进会的召开，各地法院开始有序推进积压案件的审理。
“流氓罪”的最后一笔？
和许多刑事辩护律师一样，朱明勇开始了“要么在法庭上，要么在去法庭的路上”的生活。各地不同的防控政策也让他的旅途更加艰难。他甚至开玩笑说，律师可能是2020年下半年做核酸检测最多的人群之一。
取证难、阅卷难、会见难，疫情让“会见难”尤为突出。为了会见当事人，他不得不穿上厚重的防护服，每次会见后都汗流浃背。
2020年下半年，他的行李箱里多了两件新物品：坐垫和腰带，以应对旅途的劳顿。
这一年，朱明勇印象最深的是一起涉及已被废除23年的“流氓罪”的辽宁涉黑案件。被告人叶铁春曾因“流氓罪”被判刑，后被改判无罪。但在2019年，他又因涉黑被捕，同时，已被撤销的“流氓罪”判决被重新启动。朱明勇认为“这太违背常理了”。目前，该案仍在审理中。
“上庭去恶”
除了辩护，朱明勇也在观察。他认为，相比以往的“打黑除恶”，刑讯逼供的情况减少了。而且，最终被“摘帽”的被告人也不在少数。
朱明勇在2020年办理的7起涉黑涉恶案件中，有3起成功“去恶”。
他尤其提到一起河南平舆县的案件，经过多方努力，最终由郑州市检察院建议当庭“去恶”。在庭审中，朱明勇指出，该案的关键在于“数学问题”：指控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人数和犯罪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。检察院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。
永不停歇的脚步
尽管工作繁重，朱明勇依然坚持着。看到一些案件“黑恶”标准明显不够，他还是想尽力一试。成功辩护的成就感，驱使他不断前行。
采访当天，江苏省高院通知他第二天就一起涉黑案件听取他的辩护意见。新的挑战又在等待着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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